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越来越近，通胀问题再次成为两党角力的焦点。特朗普曾凭借选民对拜登时期高物价的不满重返白宫，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难题。关税政策、移民限制配资如何避坑开户，加上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让美国人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民主党看到了夺回国会的机会，但即使重新掌权，他们真的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吗？
美国政治经济评论员贾斯廷·H.瓦萨洛（Justin H. Vassallo）认为，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他看来，美国当前的通胀并非某个政党政策失误的结果，而是逆全球化不断加速的结构性代价。民主、共和两党既不愿回到过去的全球化秩序，又无法为新的经济格局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尤其是中美经济联系的削弱，正在动摇美国消费者长期享有的低成本生活方式。
瓦萨洛长期研究美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经济问题，曾为《美国展望》等媒体撰稿。近日，他在英国评论网站UnHerd发表文章《为什么民主党也无法终结通胀》，分析美国两党面临的政策困境，以及全球化退潮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后果。
以下为文章译文，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贾斯廷·H. 瓦萨洛】
11月中期选举前，美国政府公布的最近两份通胀报告，让民主党重新燃起了掀起一场“蓝色浪潮”的希望。尽管能否夺回参议院尚无定数，但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可能性已经相当大。
如果这场蓝色浪潮真的席卷全美，左翼阵营或许终于可以在通胀问题上幸灾乐祸一番。毕竟，正是拜登执政时期居高不下的物价，帮助特朗普重新赢得了总统大选。
如今，特朗普和共和党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而美国主动挑起的伊朗战争，又让问题雪上加霜。
然而，那些以为结束伊朗战争，或者把共和党赶下台，就能终结通胀危机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在本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胀一直困扰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也是选民最关心的政治议题之一。
毫无疑问，包括伊朗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今天的结构性通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美国选民选择终结冷战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而持续上涨的物价，正是这一选择带来的意外代价。
告别廉价全球化，美国人开始付账
逆全球化进程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新冠疫情和拜登执政时期加速，又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而变得更加动荡。它所造成的挑战，已经超出了任何单一政策议程的范畴。因此，无论政策如何调整，或者哪个政党上台执政，美国人都可能长期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
通胀已经深深嵌入逆全球化进程之中。
无论是战争、制裁、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调整都意味着生产和分配方式必须发生深刻变化。而这种转变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企业需要寻找新的供应商，重新培训工人，或者建设新的工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瓶颈、短缺和价格突然上涨。
大规模限制移民的政策，同样会冲击劳动力市场，给住宅建设、食品生产和医疗保健等关键行业带来干扰。
2026年3月20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名消费者在加油站加油。“瓶颈”这个在疫情封锁时期广为流传的词汇，未来恐怕还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无论这些瓶颈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还是美国自己制造的。
因此，尽管美联储乐观地预测，加息将使通胀率在2028年前后回落至接近2%的目标水平，但持续上涨的物价似乎仍看不到真正缓解的迹象。
当然，当前推动通胀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能源成本，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颇具讽刺意味。特朗普一直轻视替代能源，还曾承诺将汽油价格降至每加仑2美元。然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的远不只是家庭水电费和上下班通勤成本，几乎所有维持美国人日常舒适生活的经济体系都会受到冲击。
高昂的能源成本还会加剧美国全国性的住房短缺：建筑成本变得更高，借贷成本同样上升。后者又使那些在低利率时期购买住房的业主，更不愿意出售现有住房。
但美联储抑制通胀的主要手段——加息——同样会伤害那些已经承受了混乱关税政策和医疗费用飙升冲击的工人及小企业。
随着美国家庭债务持续攀升至历史高位，更高的利率意味着更加沉重的借贷负担。房贷、汽车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偿还成本都会提高，每个月的工资中，将有更大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利息。
对于今天的美国家庭而言，仅仅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就会变得越来越昂贵，购买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民主党知道如何降价，却不敢走回头路
然而，即便民主党重新控制国会，也未必能够提出一套真正不同、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政府分治以及国会与白宫之间的政治敌意，固然是原因之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相对独立性也是一个因素。但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在于，民主党很难提出超越空泛承诺的具体政策。目前，他们所能承诺的，无非是打击哄抬物价的企业、重新夺回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权力，以及限制移民执法部门的突击行动。
首先，解决通胀最“容易”的办法，恰恰是当年催生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那些政策。
品牌配资开户这自然使民主党联盟内部有所顾忌，除了攻击特朗普的越权行为和腐败问题，很难拿出更有实质性的主张。
例如，重新实行“自由贸易”，很可能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两党共同拥抱的贸易自由化，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传统工业腹地，制造了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也正是这种不满，使特朗普从2015年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虽然许多曾经支持特朗普的人如今也在抱怨他的关税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拒绝贸易保护主义。
至少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过去几年，民主党恰恰在这些工业州遭遇了最令人难堪的挫败。
移民问题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美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和商业游说团体不断呼吁采取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
但民主党如果试图恢复类似拜登时期的宽松边境政策，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行得通。
这样的政策不仅削弱了民主党在传统蓝领工人中的支持，还促使一些通常倾向民主党的城市和县——即便那里有大量移民居民——在2024年转向特朗普。
如今，多数选民或许会对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驱逐移民时采用的不人道手段感到反感，但只要移民流入仍然被认为加重了住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凝聚力的负担，而不是降低生活成本、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总体上要求加强边境管控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无论贸易还是边境政策，民主党都不愿意公开捍卫特朗普上台之前的旧秩序。
在一个可能出现数十年来首次共和党传统票仓大幅翻盘的选举环境中，民主党不希望疏远那些已经厌倦共和党执政、却仍然偏向保守的独立选民和摇摆选民。
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等农业州的竞争意外激烈，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州的选民既不满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缺乏监督的执法行为，也反感特朗普关税造成的高物价，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重新拥抱全球化。
事情还不止于此。民主党还必须顾及自己的“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基本盘。
毕竟，主流民主党人过去曾大力宣扬全球化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种种好处。因此，他们也不能让自由派支持者觉得，自己正在向特朗普的限制主义政策作出妥协。
结果，民主党不愿意将一些可能在短期内惹恼“觉醒派”进步主义者的政策组合起来，即便这些政策或许能够为民主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创造条件。
共和党被特朗普的政策困住了
与此同时，右翼阵营似乎也被特朗普在通胀问题上接连犯下的错误困住了。
只要特朗普仍然领导共和党，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强硬的移民政策，在政治上就几乎不可接受。
这迫使那些选情脆弱的共和党人继续为特朗普的政策辩护，尽管其中不少人私下里对特朗普撕毁里根主义共和党人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感到后悔。
共和党人还不敢与白宫大力加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立场决裂。这一建设浪潮带来的能源需求本身就会推高通胀，而且可能不会受到高利率的明显约束。
过去十年，共和党逐渐成为“多种族工人阶级政党”的说法，一度引发了大量关注。但对整个右翼而言，维护企业利润仍然是一条不容动摇的信条。
个别共和党人或许会象征性地表示，愿意与民主党合作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真到需要制定法律、在国会投票的时候，这些合作往往就不了了之。
任何人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背离保守派金主的利益，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6日发布了9月各消费类别的价格同比变化图表，其中汽油上涨34.2%，能源整体上涨20.4%，全部消费品价格上涨3.7%。
党派之间的短视，也迫使两党不断采取那些延长通胀问题的政策立场。
例如，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推动一场既能促进非通胀性增长、又能优先维护社会稳定的移民制度改革。
这样的改革可能需要将境外与境内执法结合起来——这会让许多民主党人难以接受；同时，也需要愿意给予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人合法公民身份，并欢迎外国工人进入劳动力紧缺的行业——而这又是共和党强硬派无法容忍的。
两党同样无法就哪些行业应该获得有针对性的产业保护、哪些行业更适合与欧洲传统盟友以及亚洲和拉美中等收入国家加强融合达成共识。
硅谷无可匹敌的政治影响力，也制造了另一个难题。民主党越来越频繁地发表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强硬言论，但对于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什么方式约束这些公司，他们内部远未形成统一意见。
简而言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亲手推动了逆全球化，却因为两党政治体系未能预见这一转变的后果，如今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
当然，民主党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反垄断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物价，其理论依据是，企业集中度上升使卖方拥有了更大的定价权。
此外，一些更加激进的政治力量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价格管制措施。
但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这些改革几乎都不太可能真正实施。
因此，民主党2026年的“让生活变得可负担”议程，实际上更像是在向选民作出承诺：如果两年后民主党重新夺回白宫，他们才会真正着手解决高物价问题。
旧秩序已经瓦解，美国准备好承担代价了吗？
然而，即便民主党最终赢回白宫，并全力以赴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他们的努力恐怕仍然无法阻止高通胀延续至本世纪30年代。
相比美国国内失灵的党派政治，世界经济中那些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才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多极化——也就是全球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几乎注定会带来更加难以预测的国际联盟，以及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冲击的供应链。物价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虽然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短期内没有明显的崩溃迹象，但“去美元化”的前景，如今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遥不可及。
即便美元最终能够挡住这一挑战，普通美国消费者也可能失去自己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过去，即使美国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全球经济体系依然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而这种特殊地位，未来未必还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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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墙倒塌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繁荣的时期。
那个时代的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种乐观的设想之上：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等快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不断加深。
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北方国家的工资增长长期乏力，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则受到压制，但物价仍然能够保持稳定。
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物流技术的进步，使“即时生产”和“即时运输”成为可能。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似乎能够让生活必需品始终保持低廉价格，即便大型企业集团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甚至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定价权。
然而，这套模式建立在许多错误假设之上。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认为美国会竭尽所能，维持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
事实恰恰相反。华盛顿如今正在亲手推动这一体系的断裂。
过去支撑美国商业精英与普通社会之间某种非正式交易的制度安排，尤其是被称为“中美国”（Chimerica）的庞大中美贸易关系，已经被特朗普猛烈冲击。
而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几乎没有认真考虑美国自身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医疗成本、企业权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
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即使重新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也不意味着过去受到的损害就能自动修复。
更糟糕的是，美国越来越呈现出一个衰落而反复无常的霸权国家形象，这让其他国家开始设想一条不再依附于美国消费者需求与欲望的发展道路。
再加上更多战争、能源冲击和极端天气事件，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所夸耀的美国“新时代黄金岁月”，只会与全球经济现实以及美国不断衰退的国际地位越来越脱节。
如今，民主党人正在为特朗普的傲慢终于可能反噬他本人而感到高兴。
然而，那些真正意识到世界经济正在日益碎片化的人，应该警惕这种空洞的胜利主义情绪。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通胀恐怕还会长期伴随美国。
（贾斯廷·H.瓦萨洛（Justin H. Vassallo），美国作家、政治经济研究者，主要关注美国政治发展、政治经济、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曾任《自由派爱国者》（The Liberal Patriot）及《Compact》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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